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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反腐愚公”杨维骏的最后时光 作者 / 竭海桃

追悼会上,人们怀念杨维骏。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摄

  “光明磊落一身正气、克己奉公两袖清风”挽联下,杨维骏的遗像和灵柩被白色菊花连接成的花圈环绕。

  6月12日上午9时30分,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遗体告别仪式在昆明市殡仪馆举行。

  悼念者中除了杨维骏生前的同事、朋友,也有普通的农民、看到新闻后自发前来的市民。手持杨维骏遗像的人们排起长队,分批次向遗体行三鞠躬礼。

  退伍军人张朝礼说,至少300个村民前来悼念。“有的人一大早从宣威、大理、楚雄等城市包出租车赶来。”也有的村民难忍悲痛,在仪式上嚎啕大哭。

  杨维骏被称为“反腐愚公”。2010年12月,为了帮助昆明市某区农民解决耕地被毁坏、强征的问题,88岁的杨维骏带着农民代表,坐上政府配给他的公车,驶进省政协大院。随着这起著名的“公车上访”事件引发舆论热议,已离休多年的杨维骏走到台前。

  此后,他致力举报的白恩培、仇和等一干官员先后落马。盛名之下,杨维骏创造了中纪委实名举报人中年龄最大、职务最高的纪录。

  “为民请命,我们永远怀念他”

  6月12日上午,昆明烈日炎炎。昆明市殡仪馆等候室外挤满了前来悼念杨维骏的人,他们有的哭了,有的在喊,“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”

  仪式现场布置得简单而低调,甚至没有设立专门的悼念厅。红色的棺木被放在车上,家人身着黑衣站在一旁。

杨维骏的追悼会上,人们举着他的遗像含泪告别。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摄

  杨维骏的夫人王婉琦抱着老伴的遗像,肃立无言。遗像上的杨维骏意气风发,他穿着黑色西装,系着条纹领带,慈眉善目地微笑,全然不像他最后一段日子里的模样,满头白发,脸色焦黄,右眼几近失明,身体干枯瘦小。

  “他是党的好领导,反腐的战士,英雄的楷模。”人们顾不上工作人员的阻拦,纷纷跑过去握王婉琦的手,“为民请命,我们永远怀念他。”

  杨维骏的学生、89岁的刘城天(化名)摇着轮椅来到了悼念现场。刘城天说,他与杨维骏相识长达70余年。1950年12月,因为杨维骏的鼓励,刘城天坐了11天的火车到达东北,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军医。

  36年后二人再见,都已两鬓斑白。刘城天有时自愧不如,没有老师的勇气。

  他告诉新京报记者,老师在生命的最后,有两个心愿未了。“一是他的文集能出版,二是他帮助农民呼吁的拆迁失地政策,尽可能要落实。”

  “他没做完的事情,我来做。”刘城天说。

  听到杨维骏逝世的消息,云南大学的教师徐萌萌(化名)打了一辆出租车,独自前来悼念。三年前,她鼓起勇气给杨维骏打电话,想请他聊聊学生自治会的往事。

  “他很爽快地答应了,一个人颤颤巍巍地从小区里面走出来,在旁边的会议室,一聊就是三个多小时。”那次见杨维骏,徐萌萌记得他听力好,思维敏捷,一点儿也没有官员的架子。没想到竟是永别,她有些伤感。

  上午11时30分,仪式结束,杨家人撑起一把黑伞,轻轻托起盖着红布的骨灰盒,互相搀扶着,缓缓走向挂满白花的灵车,只在身后洒下一把白米。

  “我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”

  2012年12月17日,前媒体人黄玉浩第一次见杨维骏,88岁的他坐着政府专配的黑色奥迪轿车,领着两辆坐着12个村民的面包车,驶进云南省政协大院。

  黄玉浩回忆,他当时正在昆明调查一个房产诈骗案件。许多受害者聚集在云南省政府门口表达诉求,“一辆公车开过来,受害者们纷纷上去拦,这时,一位头发花白、戴着眼镜的老人下了车,蹒跚着走到村民面前,仔细听完诉求后,说这事我会管到底。”

  那位老人就是杨维骏。黄玉浩说,“公车上访”事件后,杨维骏的家开门迎客,无论是访民还是记者,几乎来者不拒。副省级以上高官居住的金牛小区2区门卫森严,“只要一给他打电话,武警就得开门。这让邻居仇和、白恩培、秦光荣等人很有意见。”

  杨维骏告诉黄玉浩,因为他的性格,很多官员散步也躲着他走。“每年开团拜会,他一说话,其他人都不作声了,气氛很尴尬。”

  杨维骏变成了官场上的异类。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,他仍然乐此不疲地向来访者讲述当年举报白恩培、秦光荣的往事。

  2019年1月24日,97岁的杨维骏告诉新京报记者,因为举报与白恩培关联的矿山问题,当时省里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对记者公开举报信。“分管矿业的一位省领导指责我,说他没听说过有这些问题存在。我说,我去当地看过,你如果不信,现在坐上车一起去看。他就不吭声了。”

  杨维骏告诉记者,他曾去秦光荣的家里举报白恩培。“他家门半开着,我站在过道上和他说话。他回应,白恩培是中管干部,他没有权力查。我就说,我没有带录音机,这里也没有第三个人,你不承认(白恩培腐败),我也没办法。”

  2016年10月9日,因受贿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,白恩培被判处死刑,缓期2年执行。2019年5月9日,秦光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主动投案。

  还有一次,杨维骏帮失地农民上访。后来,农民和县政府的矛盾激化,剑拔弩张。在省委一个干部的协调下,县领导最终同意派人和农民代表谈判,并十分客气地对杨维骏说,欢迎他下次再来指导工作。

  却没想到,杨维骏爽快地答应,“好!”

  协调此事的干部暗自提醒他,“人家是跟你讲客套话。”杨维骏回答,“我这个人不懂得客套话,我讲话都是直来直去的。”

  杨维骏曾拿着某在任省领导公开发表在刊物上的一首诗,问司机蔡鸿志,你觉得这诗写得怎么样?蔡说写得不错,和您写的差不多。杨维骏很生气,“我就这水平吗?诗歌对仗和音律有明显错误,我要写个文章投给这家刊物指出这诗的毛病,不能让这样的错影响后人。”

  蔡鸿志称,此事传到该省领导耳中,让其十分尴尬。

  一位受过杨维骏帮助的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,他由于回迁房的事情,向杨维骏寻求帮助,杨维骏在仔细倾听了他的诉求、察看了证据之后,直接领他见了时任省公安厅厅长。“就凭这一点,我们太敬佩他了。没有一个官员能做到。”

  “我是孤军奋战”

  晚年的杨维骏,总认为别人要害他。

  他曾对前来采访的新京报记者说,“现在反腐只剩我一个人了,我是孤军奋战。不排除他们下一步来害我,我现在处在人身极不安全的状态。”

  熟悉杨维骏的体制内人士林枫(化名)对新京报记者透露,今年春节去看望他时,杨维骏说,家里一个月换了好几个保姆。他们怀疑这个保姆偷米,那个保姆偷盐,报了好几次警。感到有点好笑的林枫建议他干脆安个摄像头,但还是没能打消杨维骏的疑虑。“他的意识已经有点糊涂了,总是在幻想有人害他。”

  王婉琦说,她经常收到威胁信。去年,她收到一个短信,说在她84岁的时候,老两口要经历一个坎,最终谁也跨不过去。

  杨维骏认为,“打击反腐的重点力量是我,他们想把我从肉体上消灭掉,便没有人再反腐了。”

  有时候,杨维骏的状态也显得异常清醒。他无比伤感地对新京报记者说,“我从事反腐30多年,过几天就满97岁了。恐怕在世的时间不长了……”

  他感到很痛苦,“每次我去递材料,论理,他们都说不过我,纷纷表态‘这件事我去查……’。一个月后,我再去问查得怎么样了,没有下文。领导们收了材料,却从来不回答我提出的尖锐问题。”

  林枫记得,生命最后的几个月,杨维骏仍坚持会见访民。“他总是费劲而坚持地重复以前的那些话,还没说几句,又不自觉地回到了他怎么举报白恩培、秦光荣。很多人心里明白,他真的老了。”

  在林枫看来,白恩培、秦光荣落马,“杨维骏真正起到了多大作用未必可知,但客观来说,他作为民间的代表,发出的声音切合了实际,回应了时代。”

  去年12月,刘城天最后一次见到老师杨维骏。“他刚坐了一会儿就撑不下去了,只能半躺着。”

  以前,杨维骏每星期都去游泳,从去年开始,这个爱好不得不停掉了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眼睛几乎失明,杨维骏几乎每天都提着一口气,硬撑着度日。刘城天不忍心,劝他少做点敏感的事情。

  杨维骏回答,“坚决不妥协,活着就要为百姓做事。”后来他在自己文集的封面上写道,“一定向真理低头,绝不向谬误退让。”

  “病情发展的太快了”

  进入90岁后,杨维骏的生日聚会,从8人慢慢变成了4人。到了第5年,只来了刘城天一个人。“走的走,病的病。”

  黄玉浩说,杨维骏一生清贫,儿子在国外,57岁的女儿杨多琪在北京,从事舞蹈创作,至今租房居住。杨多琪曾经告诉黄玉浩,“爸爸说,我一生什么也不能给你们安排,能给你们的,一是你们自己快乐的生活,二是做个正直的人。”

  黄玉浩评价杨维骏:“他的一生像一个士大夫,仗义执言,直抒己见,做像魏征一样的谏臣,是他一生的追求,他也不想当大官。他的原则性很强,只要接手的事情,死磕到底。”

  走进杨维骏家的客厅,悬挂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两幅字。一幅是一个农民书法家写给他的“刚正寿星”,另一幅是临摹海瑞题的“寿”字,该典故表现的是海瑞的清正廉洁——他在淳安任知县期间,适逢其老母七十岁寿辰,于是狠下心买了两斤肉为其母祝寿,并挥毫写下了一个寿字,内藏“吾母七十”。

  杨维骏有每天阅读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云南日报》的习惯,家里堆的最多的是书和药。酒柜上摆的是10几块一瓶的本地清酒,保姆每天炒的菜是素淡的冬瓜、香肠等。

  王婉琦回忆,2020年5月底的一天,昆明下起了蒙蒙雨。杨维骏坚持想出去呼吸新鲜空气,他支起拐杖,一点点挪动双脚,颤颤悠悠地走出家门。当夜,他发起了高烧,立刻被送往了医院。

  在医院,杨维骏也没闲着,他让助手更新名为“直言”的博客。6月5日22时38分,他更新了在人世的最后一篇博客,帮一个云南楚雄市的律师鸣不平。

  “人一生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?”躺在病床上,他问女儿杨多琪。

  杨多琪后来告诉黄玉浩,父亲的答案是——追寻生命的存在价值,而他自己的价值就是帮助别人。

  王婉琦回忆,她在医院不眠不休地守候着老伴。但杨维骏的病情恶化的太快、太突然,肺部CT显示一片透白。医生只好给他做器官切开,“他太痛苦,太受罪了,话也不能说。”5月29日,杨维骏被转移到ICU救治。

  6月9日下午,半个月没合眼的王婉琦撑不住了,家人们送她回家休息。王婉琦刚坐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,噩耗就传来了。“我赶紧打车过去。他已经快不行了,医生说,他能听到别人讲话。我就对他说,你好好走吧,不要有牵挂。”

  杨维骏留下了一滴眼泪,永远合上了双眼。

  “父亲走了,高龄而安详,失去父亲的痛就像是一件珍贵的东西从身体里永远地抽走了。与其哀悼他的逝去,不如庆贺他生命中的光彩:为抗击日寇洒过热血;为昆明的和平解放出生入死;为云南的建设发展呕心沥血;为反贪污腐化坚持不懈;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振臂高呼……”杨维骏的儿子在朋友圈写道。

  杨维骏去世后第三天,王婉琦和杨多琪在家里搭建了小型的灵堂,仅供亲属悼念。灵堂上摆满了白色、黄色的菊花和向日葵,茶几上摆着白玫瑰。

  母女俩把两个沙发搬到灵堂对面。没有访客的时候,她们就将整个身体陷在沙发里面,呆呆地望着对面遗像上正在微笑的杨维骏。

  多数时候,她们的思绪还是会被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。每隔几分钟,小区值班室就打来一次电话,门口来了成群结队的村民或者记者,希望进来悼念。

  王婉琦婉拒了。这是为数不多的时候,丈夫只属于家人的时刻。

  下午和煦的阳光照进屋子里。一阵风吹来,桌子上的一张白纸动了动。上面写着一首亲人们悼念杨维骏的诗:为民上访自身轻/悯人情/伫聆听/霜简实名/终究是英灵/正气百年遗范举/人不见/世风清……

  文 |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实习生 杜萌

【编辑:苏亦瑜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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